导读：司法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“司法公正”，而实现“司法公正”的根本路径在于“司法独立”。为此，必须在体制上对“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”予以保障。

　　“过去15年的司法改革，更多侧重的是司法机制、方法上的改革，真正涉及司法体制的改革比较少，现在到了司法体制不得不改的时候了。”81岁高龄的国家法官学院教授、原最高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张泗汉说。

　　张泗汉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，毕业后分别工作于北京市中级法院、高级法院，年调至最高人民法院工作。年最高法院提出了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，年，中央成立了司法改革领导小组，历经两轮中央司改，最高法院也按第二、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连续进行了司法改革，张泗汉虽在首个改革纲要完成之年离开了法院工作岗位，但其对司法改革的 　　在他看来，司法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司法公正，而实现司法公正的根本路径在于司法独立。为此，必须在体制上对“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”予以保障，实行“法官终身制”并提高这一群体的待遇，是这名有几十年经验的老法官的切身体会，这直接影响着司法机构的设置及审判工作的质量。

　　张泗汉在家中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，讲述了他的个人观点：在中国司法改革，需要什么样的法官和法院。

“能承受一点搞一点”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作为一名老法官，您对过去15年的三轮司法改革有何评价？

　　张泗汉：过去15年的司法改革，更多侧重的是司法机制、方法上的改革，真正涉及司法体制的改革比较少。当然，这期间取得了很多成绩，比如审判方式改革、司法机构调整、审判作风改进、案件繁简分流、审执分开等，但在司法体制方面效果不大。

　　特别是最近5年，司法改革在一些方面还受到了很大批评。比如提倡能动司法，过度调解，但司法本来就是被动、中立的，法院的原则就是“不告不理”，不能主动介入诉讼。比如一些地方追求形式，搞花架子，非要肩扛国徽，把法庭设在田间地头，让法官脱掉法官袍，才算发扬传统，忘了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本意是为方便诉讼、方便群众。办案要公正，也要效率。这样搞并不经济，现在交通都很发达，法官并非得要到田间地头才是方便群众。又如过分强调当事人满意，并将此作为法官的考核内容，事实上，裁判的双方——原告和被告不可能同时满意。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此轮司法改革展现了同以往不同的特点，比如主导机关由中央司改办提升为中央深改办，但司法改革的框架性文件和最高法院的“四五纲要”都未全文向社会公开，这被一些人解读为此轮改革的阻力之大。

　　张泗汉：司法体制现在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，各方面反映都非常强烈。但不管怎么改，目的是实现司法公正。改革要真正从体制上下手，慢慢来，能承受一点搞一点。

　　现在司法最大的问题是，审判不独立。以前，业内有人一提司法独立，自然就联想到三权分立，这是不对的。三权分立中司法当然是独立的，但我们讲司法独立不是要三权分立，而是基于分权制衡，实行的是一府两院制，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、检察权，法官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，这就是我们说的司法独立。

　　“司法不独立”已经影响了司法公正。过去，法院每个案子的定罪量刑都要报领导审批，后来改为一些争议较大、较敏感案件由领导审批，但每份裁判文书的签发都要经领导审核。我认为，法官办案能审就能判，签发裁判文书，亦不需要院、庭长审核，这类改革可以一步到位。

　　年党中央的64号文件早就规定，党委不要批案子，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，这份文件逐渐不再被执行。我退休前，有个县法院院长因个案不同意当地党委的意见，甚至声称要以身殉职，坚持独立判决，但还没等到判决下来，自己就被调走了，连他自己都笑称“想殉职都殉不了了”。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那么司法独立应该如何保障？

　　张泗汉：司法独立需要得到制度上的保障，最重要的就是实行“法官终身制”。我国《法官法》没有明确写终身制，但规定法官非因法定事由，不被免职、降职、辞退或者处分。终身制能让法官心里踏实，但并未得到落实。前些年我在某省调研，当时的省委书记学八大军区司令调动，一声令下，十几个中级法院院长大调动，很多院长刚被当地人大选举出来就调走了。

“法官占法院工作人员三分之一就可以”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这次司法改革将法官职业保障列为重要内容，是否呼应了多年来法官待遇低、流失严重的体制问题？

　　张泗汉：从自身来讲，法官为了保持中立，应该远离社会、甘于寂寞、甘于清贫。但从体制保障来讲，法官的待遇要优厚，按照公务员待遇水平管理不行，要免去法官的后顾之忧，从而让法官的违法成本变高。90年代我就了解到，澳门法院的法官待遇很优厚，每个法官配一辆宝马车，还有专门的司机。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我了解到，某地区试行审判长负责制改革，原计划给予每名审判长35万元的年薪，但市委书记并没有批准这个方案，市委书记的想法是，如果给了法官高薪，检察官、警察怎么办？

　　张泗汉：这是现实的问题，我们的欠账太多，中国的法官太多了，国外发达国家的法官是少而精，工资比公务员高两到三倍，但我们的法官还不是精英，“没真本事”拿那么高工资，换句话说，你可以当法官，我也可以，那么我怎么会服气你拿那么高工资？

　　如何实现法官的主体地位？首先要做好法官的配备。法官应该是精英，要具备精深的专业知识，不是党的一般干部，要经过专门的学习、培训，百里挑一，筛选出来的人才。

　　现在的司法考试门槛太低，录取率高于30%。我了解到，日本的法曹资格考试通过率是1%，也就是一百个人里录取一个，这一个人要想当法官，还要经过两年的司法研修，研修考试合格后，再经过5年时间，才有可能担任初任法官。这时他已经30多岁了，在日本，20多岁就担任法官几乎没可能。

　　我年调到最高法院，参与刚创办的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教学。在当时，全国法官有大专以上文化的不到3%，高中毕业就不错了，别说法律专业能力，连文化水平都不够。虽然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，但还是要挑选精英，现在法官的能力还是不能适应办案需要。

　　所以，我主张司法考试要严，还要经过单独的司法培训。大学毕业生要先到基层法院工作，个别可到中级法院，不宜直接到高级法院、最高法院工作。现在法官就拿高工资，并不能让别人服气，法官的水平还不到位，比如写判决书，说理很少，在台湾法官写的判决书，会讲清楚为什么这样裁判，其法律、事实依据是什么，社会公理是什么；为什么不那样裁判，要一条条反驳。而我们的判决书，只简单写某项辩护与事实不符，不予采纳。为什么不采纳？要么讲不出理由，要么理由摆不到桌面上。

　　以前的原则是，法官待遇比公务员略为从优，现在应该是较大从优，我的意见是，高出公务员的三分之一到一半，以后逐步提高到高出两到三倍。现在法官的工资比警官的工资低，以后检察官、法官的待遇要高于警官，更要高于公务员。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与加强法官职业保障同时，此次司法改革还强调实行司法人员分类管理，这应如何进行？

　　张泗汉：要把真正能办案的法官放在一线，有的法官干得好就去当领导了，少了一个办案能手。有能力的法官应该都去办案，不要去当处长、局长。

　　我认为，法官占到法院全部工作人员的三分之一就可以了，这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，发达国家的法官只占法院人员的15-20%。法官辅助人员要多一点，占到60%左右，一个法官配两个、甚至三个助手。一个法官配两个助手，并不比三个法官办案效率低，因为法官的精力全放在开庭和审查材料上，不需要考虑其他事务，一个上午可以开两三个庭。以前一个法官开完庭后还要阅卷、查卷、写资料，效率并不高。我们的目标是做到当庭宣判，法官当庭口头宣判，判决书也可由助手起草，效率会更高。办案辅助人员还包括司法统计、研究人员。

　　这两类都是审判业务人员，而剩下的行政人员是为办案服务的，包括办公室、政治部、财务、后勤等，可以按公务员序列管理，不需要多高的专业水平。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现在影响法官分类管理的障碍之一，是法官的“官”味太浓，法官职级过多与行政挂钩。

　　张泗汉：法官要完全走法官职级序列，待遇不和行政挂钩，不要有科级、处级、局级审判员，只有法官、高级法官、大法官、首席大法官。前三类法官，又分若干级别。

　　司法辅助人员不走法官序列，这部分人是法官的后备队伍，可以设立司法官序列管理，待遇低于法官，高于公务员。其他行政人员按普通公务员待遇就可以了。这部分人和机构要大精简，目前这部分机构特别臃肿。

　　法官分类管理的比例非常难落实，每个法院的比例都不应固定，要根据受案数量、经济发展情况确定，但总的原则是“两头小、中间大”，同时法官比例要向基层倾斜。

法院机构如何调整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法院里的审判机构和非审判机构很难区分，比如如果实行法官分类管理，立案庭、执行局法官应按什么序列管理？

　　张泗汉：立案庭现在是一个审判庭，但以前不是，只是负责案件登记的司法行政部门，医院的挂号处。我认为没必要设专门的立案庭，现在立案庭属于审判庭的依据是，要审查一个诉讼请求是否具备立案条件，庭前证据材料的审查等。其实当初设立立案庭主要为了解决其法官待遇问题，让他们与审判庭法官待遇一致。我认为立案庭法官可以进入司法辅助人员序列。

　　执行部门也不要搞成审判部门，以前法院的执行员属于行政人员，但到了八九十年代，愿意做执行工作的越来越少，为了提高他们的待遇，就授予法官职称。开始不少地方人大不承认执行庭称为审判庭，只好称做执行办公室，直到现在的执行局。我认为这些人员也应进入司法辅助人员序列，当然也有人主张将执行部门剥离法院，纳入司法行政部门。

　　《民诉法》修改后，执行法官可以做裁定，比如决定终止执行、执行逆转、案外执行等，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裁判行为，所以如果将执行人员纳入司法辅助人员序列，可能涉及法律修改。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“四五改革纲要”中提出，在机构设置方面，建立上级法院在重大、疑难、复杂案件较多的地方派出巡回法庭工作机制。亦有学者提出，最高法院应设立巡回法院，或者分区设立最高法院分院，您觉得有必要吗？

　　张泗汉：设立巡回法院主要为了解决地方干预司法问题，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这是可行的，但我不认为这是司法改革的方向，方向应该是设置与行政区划相分离的司法管辖区域。

　　我认为要按照司法区域设置法院，按照收案情况、历史沿袭、经济发展状况等，全国设立若干高级法院司法区，比如一个高级司法区可以是江苏和浙江省的各一半，也可以一个司法区在一个省的行政区划内。高级司法区内设若干中级法院司法区，再之下设若干基层法院司法区，从而完全与行政区划脱钩，人财物全部由中央负担，这样可以彻底避免司法地方化的弊端。泰国、日本都是如此。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以前有一些零星的试点，比如在省直管县试点中，有个别中级法院设置脱离了行政区划，直属于当地高级法院，但在较成功地摆脱了司法地方化的同时，也被学者批评对高级法院的依附太大，行政化色彩太强。

　　张泗汉：这种情况的确存在，从办案角度讲，上下级法院是审判监督关系，不是领导关系，但从司法行政角度讲并非如此，比如行政装备、车辆如何分配，上下级法院就是领导关系。有人因此质疑，省以下法院实行人财物统管后，下级法院与高级法院的行政化弊端会加强，但如果坚持一个原则，也就是上级法院不能干预下级法院办案，这个问题就能够解决。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在此轮司法改革的司法责任制改革中，您认为备受诟病的审委会应该如何改革？

　　张泗汉：我认为应该撤销审委会，至于撤销后遇到重大、疑难案件怎么办，解决办法有两个。一个是院长、庭长要办案，重大疑难案件由他们办。另外可以成立法官会议，一个法院可以设立几个法官会议，成员不需要多，但一定要是办案人员，不要有行政领导参加。法官会议本身可以参与审案，相当于扩大的合议庭；或者由合议庭做事实审，然后将案件提交法官会议做法律审。

　　审委会被诟病，是因为“审者不判，判者不审”，很多不办案的领导因为是审委会委员，也参加审理，却不对结果负责。《法院组织法》并未授权审委会可以审判决定案件，但实践中审委会成了一个审判组织。法官会议就是一个审判组织，专门审理重大、疑难案件，并对审判结果负责。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在法院机构改革中，此次改革也涉及到了专门法院，您认为应该如何改革？

　　张泗汉：对于林区法院、农垦法院，应该按照铁路法院的改革思路，将它们纳入地方，最终纳入统一的司法体系。

　　我认为知识产权法院以设立两级为宜，海事法院只设立了相当中级法院的一级法院，如果海事案件要上诉，只能上诉到海事法院所在地的地方高级法院，但地方法院面对这类专业很强的案件，审理起来比较困难，业内早就呼吁设立海事高级法院。铁路法院以前也有中级和高级两级法院，但铁路高级法院设在了铁道部，成了部门法院，并不利于法律的统一，此后被撤销。有关方面正是吸取了铁路法院的教训，迟迟没有设立海事高级法院。我认为知识产权高级法院和海事高级法院可以设在北京，直属于最高法院，法官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，中央财政负担经费，这样可以更好地避免地方化和部门化的弊端。

（编辑衣鹏张凡申剑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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